韦尔奇和他的母亲

　　要知道什么是失败　大脑比嘴转得快　维持纪律的人　最伤心的日子　

　　通用公司前任总经理杰克.韦尔奇的业绩，他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才能，早已为世界各国的人们所熟知，这也是他的这本近四十万字自传的主要部分。然而书中还有不足两万字的篇幅是写他母亲的，它们有着很特别的分量。这不仅因为他后来的成就与母亲的影响大有关系，更因为他一写到母亲，笔底就时时流溢着浓郁底真情实感。我们所摘选底就是这些看似乎常底段落。　

　　要知道什么是失败

　　那是一个糟糕的赛季的最后一场冰球比赛。当时我在塞勒姆高中读最后一年。我们分别击败三个球队，赢了头三场比赛，但在随后的六场比赛中，我们全都输掉了，而且其中五场都是一球之差。所以在最后一场比赛中，我们都极度地渴求胜利。作为塞勒姆女巫队的副队长，我独进两球，顿时大家都觉得运气相当不错。　

　　那确实是场十分精彩的比赛，双方打成2比2后进入了加时赛。但是很快，对方进了一球―――我们又输了！这已是连续第七场失利。我沮丧之极，愤怒地将球棍摔向场地对面，随后自己滑过去，头也不回地冲进了休息室。整个球队已经在那儿了，大家正在换冰鞋和球衣。就在这时候，门突然开了，我那爱尔兰裔的母亲大步走进来，一把揪住我的衣领。　

　　“你这个窝囊废！”她冲着我大声吼道，“如果你不知道失败是什么，你就永远都不会知道怎样才能获得成功。如果你真的不知道，你就最好不要来参加比赛！”　

　　我遭到了羞辱――在我的朋友们面前――但上面的这番话我从此就再也无法忘记。我知道，是母亲的热情、活力、失望和她的爱，使得她闯进休息室。她是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。她不但教会了我竞争的价值，还教会我如何迎接胜利的喜悦和前进中必要的失败。　

　　如果我的确拥有一点领导者的风范，能够和大家和睦相处，我觉得这都应该归功于母亲。忍耐而又有进取心，热情而又慷慨，这就是母亲的特点。她非常擅长分析人的性格特征。对于遇到的每一个人，她总是有所评论。她说她可以“在一英里外嗅出骗子的气味”。　

　　她对朋友非常热情。如果一个亲戚或者邻居来家里玩，称赞橱柜里的玻璃水杯款式不错，母亲会毫不犹豫地将玻璃杯拿出来送给他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她会怨恨任何一个辜负了她的信任的人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继承了母亲的性格特点。　

　　大脑比嘴转得快

　　我的母亲从来没有管理过任何人，但是她知道如何去建立一个人的自尊心。我从小就得了口吃症，而且似乎根除不掉。有时候我的口吃还引来不少笑话。在大学里，每星期五，天主教徒是不准吃肉的，所以我经常点一份烤面包夹金枪鱼。不可避免地，女服务员准会给我端来双份而不是一份三明治，因为她听我说的是“两份金枪鱼三明治（ tu-tuna sandwiches）”。　

　　我的母亲呢，总是为我的口吃找一些完美的理由。她会对我说：“这是因为你太聪明了。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舌头可以跟得上你这样聪明的脑袋瓜。”事实上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未对自己的口吃有过丝毫的忧虑。我充分相信母亲对我说的话：我的大脑比我的嘴转得快。　

　　多年来我一直不知道，母亲在我身上倾注了多少关爱和信心。几十年后，当我翻看以前我在运动队拍的照片时，我惊奇地发现，我几乎一直是整个球队中最为弱小的一个。读小学的时候，我曾当过篮球队的后卫，那时我的个头几乎只有其他几位队员的四分之三。　

　　然而，我居然对此从来没有一丝觉察。现在，每当我看着这些照片时，我总禁不住嘲笑自己就像一只小虾米。可笑的是，我对自己的个子还是非常在意的。这一点充分说明了母亲能为你带来多大的影响。她给了我那么多的信心。她对我说，我想做什么都会成功。这句话总是萦绕在我的耳边：“你尽管去做好了！”　

　　维持纪律的人

　　母亲是我最热情的啦啦队长，她曾给当地报纸打电话，要求他们为我的一点点成功――无论是从马萨诸塞大学毕业还是获得博士学位―――发消息。然后她将这些剪报贴在一个剪贴簿上。在这方面母亲一点都不感到难为情。此外，母亲还是我们家维持纪律的人。一次，我的父亲看见我在他的列车上，与几位同学逃学到南波士顿去庆祝圣派特里克节。父亲当着我的朋友的面什么话都没有说，不过后来他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。母亲马上把我叫来，狠狠地惩罚了我。还有一次，我没有去参加祭祖的活动，而是去我家附近的梅克公园结冰的湖面上玩冰球。玩的过程中，我一个不小心掉到了湖里，搞得全身湿透。为了掩饰所发生的一切，我脱下我的湿衣服，将它们挂到树上，然后在下面生起一堆火烤衣服。在一月的严寒中，我一边打着哆嗦，一边等着衣服干透。　

　　起初，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聪明的掩饰办法。不过这种想法在我一跨进家门时便荡然无存了。　

　　我母亲只用了一秒钟就闻到了我衣服上的烟味。逃避圣坛的活动对于母亲这样一个人来说真是一件大事。于是她让我坐下，逼我做忏悔，然后自行实施惩罚：把我脚上的湿鞋脱下来，用力地打我。　

　　虽然母亲很严厉，但她同时也是一个“温和的人”。在我还不到11岁时，我曾在经过本城的狂欢节队伍中偷了一个球，这是那种可以扔出去，将金属的牛奶瓶从底座上打下来赢得一个“丘比特仙童”玩具娃娃的球。没过多久，母亲就发现了这个球，并问我球是从哪儿来的。当我承认　
　　这是偷来的时，她便坚持让我到克罗宁神父那里去，把球还给他，并忏悔我所做的一切。我很怕神父。我问母亲能否将球扔到北河里去，那是一条穿过城镇的混浊的小河。和她谈判了一番之后，她同意我这样做。于是母亲亲自驾车带我来到北街的桥上，看着我将球扔到了河里。　

　　还有一次，当时我在读高中毕业班，我给肯伍德乡村俱乐部最吝啬的一个高尔夫会员当球童。我们打到了第六洞，从球座打出的球只需飞出100码，就可以越过池塘。而今天，这家伙居然径直将他的球打到了池塘里，离岸边至少有10英尺。这时他要我脱掉鞋和袜子，跳到泥塘中去找他的球。　

　　我拒绝了。而当他坚持的时候，我说了句见你的鬼去吧。同时我还把他的球杆也扔到了池塘里，告诉他你自己去找球和球杆吧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　

　　这是一件蠢事，甚至比我将冰球球杆摔到场地上还要糟糕。然而母亲虽然非常失望―――这是以我的俱乐部球童奖金为代价的，她却能理解了我当时的感受，她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惩罚我。　

　　虽然我从来没有缺乏过自信心，但是1953年秋天，我在马萨诸塞大学的第一个星期，却过得不是很好。我非常想家，以至于母亲只得驾车三个小时，从家里到阿默斯特的校园来看我。她想给我打打气，使我能够重新振作起来。“看看周围的这些孩子。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回家。你和他们一样优秀，而且还要出色。”她说得对。不过，我的确没有真正离开过家，我甚至都没有参加过一次过夜的野营活动。我本来以为自己是一条硬汉，老于世故而且独立性强，可我完全被离家上学的感受击垮了。和其他一些同学比起来，我似乎还远没有准备好上大学。我们这里有从新英格兰大学预科班来的，也有从久负盛名的波士顿拉丁学校来的，他们在数学方面都比我强。对于物理我也有些紧张。　

　　母亲却对这一切只字不提。她那些激励的话确实奏效了，不到一星期，我便不再忧虑了。　

　　我挣扎着度过了大学的第一年。在考试中我的成绩还不错。大学二年级的时候，我就加入了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。　

　　1958年，我完成了在伊利诺伊的第一学年，本来可以硕士毕业了，但当时整个国家经济不景气。尽管我提出了20份工作申请，却只得到两个工作机会：一个是在塔尔萨附近的俄克拉荷马石油精炼厂；一个是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的乙基公司。在去乙基公司面试的飞机上，我和我伊利诺伊大学的伙伴在一起。这时，空中小姐过来对我说：“韦尔奇先生，想喝点什么吗？”然后他转过去对我的同事说：“加尔特纳博士，想喝点什么吗？”　

　　我觉得加尔特纳“博士”比韦尔奇“先生”听起来悦耳多了。我需要做的只是再呆上几年罢了。我没有深思熟虑，立即决定留在校园里继续攻读我的博士学位。　

　　最伤心的日子

　　1965年，我已经以工程师的身份在通用公司工作六年了。我们这群相信可以做任何事情的“疯狂的人”，成功制成了一种可以解决PPO分裂的混合塑料产品，也就是今天在全球有着10亿美元销售额的成功产品。生活似乎顺风满帆。　

　　但是有一个遗憾：我的母亲在1965年1月25日去世了，这是我一生中最伤心的日子。　

　　我的母亲不能与我共享成功了。她只活了66岁，但已被心脏病折磨了很多年，这次是第三次复发，而且是致命的。那时她和父亲正在佛罗里达度假，我将奖金中的1000美元给了他们，帮助他们逃避新英格兰的严冬。　

　　这笔钱对我和母亲来说意义非常重大。当我把钱赠给她的时候，她激动得哭了。从我出生的那天起，她给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。区区1000块钱的礼物使得我终于有一次回报的机会。对她来说，这钱反映了“她的产品”给她带来的快乐。她因我而骄傲。感谢上帝，我做到了这一点。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给她所有我能给予她的东西。　

　　当父亲告诉我母亲住进了罗德代尔堡医院的时候，我立即从匹兹菲尔德赶到母亲的病房。母亲躺在床上，身形憔悴而虚弱。当天晚上她就去世了，我还记得那天坐在她身旁的时候，她要我帮她擦擦背。于是我用热水和肥皂给母亲擦洗，看得出来，她是那么高兴我能帮她擦背。　

　　但我再也见不到活着的母亲了。我沮丧至极。父亲和姨妈坐火车把母亲的遗体运回了塞勒姆，而我则开父亲的车回家。我整晚都朝着西边开。一路上我狂吼乱叫，踢车门发泄郁闷。我为上帝将母亲从我身边带走而愤怒，甚至疯狂……　

　　在圣托马斯使徒教堂的守夜，和随后举行的葬礼，实际上成了对母亲一生的颂扬。我们所有的亲戚、邻居和好几百个我不认识的朋友都来了，他们每人都有一个我母亲告诉他们的关于她儿子杰克的故事。　

　　不可避免的是，母亲不厌其烦地讲给朋友们的所有故事中，都说到了她为我感到的骄傲。　

　　摘自《杰克.韦尔奇自传》曹彦博等译　
　　转载自《文汇报》